在我国，肉价大涨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狭义理解了粮食安全；二是环境治理片面强调规模养殖。“养猪大户15个月连亏212亿”的信息一出，有人立即反问，两年前猪肉30元一斤怎么不说？亏损仅能评价投资失误，不能要求国家补贴。

在我国，多数人肉类蛋白的摄入主要通过猪肉提供，猪肉有特别重要意义，例如，猪肉价格上涨，诸如鱼肉、禽肉，甚至蔬菜价格也“跟进”；猪肉的重要地位，决定着社会不少群体依附“生财”，例如，我国有专门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该条例将生猪养殖与屠宰分开也是肉价不涨的因素之一。

我国有不少的屠宰场，养殖大户为什么亏本呢？一方面，生猪养殖户不能直接向市场供应猪肉；另一方面，生猪补贴可能直接提供给屠宰场，屠宰场只管杀猪不管养殖，生猪养殖户不能决定猪肉的价格。现实问题是，社会能否由生猪养殖户决定猪肉的价格？

古代游牧民族以肉类为主食，现代也有不少群体以此为习惯；我国主体民族为农耕，强调粮食安全可能忽视了“农副业”的发展。粮食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其定义之一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能够买得起；提高猪肉价格满足养殖户利益，与提供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提议一样“天真”。

生猪等养殖之所以称之为农副业，与我国的食品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多数人以谷物为主食；另一方面，生猪的饲料依赖农业。餐饮业在我国特别“发达”正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农副业的主要原材料与粮食有依赖关系。

2018年，多重因素促使了猪肉价格上涨，其中，环境治理为因素之一。农副业既然是农业生产之一，现实问题是，猪肉价格上涨时，社会为什么不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呢？例如，有计划地安排农民养殖生猪；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已不存在。

一方面，社会资本通过养殖生猪可以取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用地，取得土地使用权即便不养殖生猪也可以作为他用，例如，农村中燃烧秸秆不能解决，多数地区事实上划拨了土地用以处理秸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能认为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可以“随行就市”，由其决定价格。

所谓猪周期曙光渐现，一方面，是指因借贷举办养殖场，肉价下跌不少“养猪大户”因此而倒闭；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养猪大户”倒闭从而引发肉价上涨，国家采取了收购、储存猪肉的措施。但是，社会不能狭义理解粮食安全，政府应当保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买得起猪肉。

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成为“养猪大户”，不仅能够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也能保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买得起猪肉。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就地取材”成为养猪大户，例如，不需要征收土地举办养殖场，从而节省成本；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响应”国家对猪肉的收购价，例如，粮食收购价的形成可以评价为计划经济的“习惯”。

“养猪大户15个月连亏212亿”，有人反问两年前猪肉30元每斤怎么不说？“养猪大户”通常采取公司法人制，两年前猪肉30元一斤所产生的利润已被投资人分红；亏损仅仅评价投资失误，不能要求国家补贴。就生猪生产而言，地方政府可以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办理，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的国家财政直接补助等平均量化到成员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