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50年代末各主要工业国相继完成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这与资本项目管制难以取得动态上的协调。各国政府很快发现，在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之后，要判断各项具体的外汇买卖究竟是有实际的贸易背景还是纯粹用于投机、套利甚至其它非法资本外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非对称信息”下的巨大“考核费用”(measurement costs)(巴泽尔，1996)使政府不可能做到一一核实。随着外汇交易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间转移资本的机会逐渐增加，各国利率之间的相关性也升高，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严格控制已不可能。而一旦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就意味着打开了资本流动的新渠道，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能力也就进一步降低了。 　　另外60年代初主要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使政府的政策“偏好”再次发生了改变，这与金本位制后期的情况如出一辙。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钉住汇率制越来越被视作国内经济政策的严重束缚。在资本管制效力递减的情况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越发严重2。比如美国尽管持续逆差，但为了国内的充分就业，仍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逆差持续扩大，从而导致所谓的“美元灾”。顺差国担心国内通货膨胀不愿紧缩，而是继续积累储备货币。国际收支的失衡丧失了有效的调节机制。这种潜在的国际收支危机一旦为敏感的投机者所把握，就会立即发起连接不断的攻击，最终导致这一货币制度的分崩离析。 　　继“尼克松冲击”（the Nixon shock）之后，1971年12月18日“十国集团”又达成一项妥协方案，称作“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勉强维持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下的钉住汇率制。但这一协定完全是国际货币制度危机中的一种应急措施，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框架。当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投机攻击再度发起时，这一协定立即破产，同时也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 　　下面两表就列出了古典金本位制下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典型的外汇投机攻击。